原哈尔滨市文化局局长王志超，当时是哈一中刚刚20岁的学生，接触了很多的底层百姓：“靠(松花)江边，那完全是贫民窟，苦力、妓女、说书的、卖破烂捡破烂的，冬天街上有很多‘死倒’，就是尸体，披着麻袋冻死的，早上起来时，马车把这些‘死倒’用绳子拽上，一车一车地拉走了。”

    那是夜幕下的哈尔滨，也是这座城市黎明前的黑暗。1946年2月26日，驻东北苏军参谋长柯里琴科中将宣布开始由南至北陆续撤军。苏军要撤出哈尔滨的消息传出后，引起人们极大不安。因为自苏军撤出沈阳、佳木斯、长春、齐齐哈尔等国民党接收大员控制的一些城市后，立即出现社会秩序混乱，土匪抢劫，坏人横行。3月9日，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，更激起了哈市人民的义愤。4月26日，哈尔滨市各界代表130人联名电吁东北人民自卫军迅速进驻，中共北满分局为此决定立即进军哈尔滨。

    进军哈尔滨的主力部队之一是三五九旅，这并非历史刻意安排。早在1942年春,刚升任三五九旅参谋长的刘转连由延安去南泥湾,参加并指挥了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。1945年6月,以三五九旅等部队组成的八路军南下二支队在司令员刘转连、政委晏福生率领下,离开延安,南下抗日。9月中旬,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后，此时正在南下途中的刘转连接到上级命令,要求他们停止南下,立即北上,向东北挺进。刘转连即率部于初冬季节抵达沈阳,部队恢复三五九旅番号,刘转连任东北人民自卫军三五九旅旅长,从南满、东满打到北满,一路势如破竹。

    刘转连将军曾在《三五九旅回师北上解放哈尔滨》一文中清晰地回忆起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：“4月28日拂晓5时，进攻开始了。部队迅速占领了指定目标，在前进途中，只在南岗和道外个别地方遇到小股敌人的抵抗和暗枪射击，并迅速将其歼灭。我军比较顺利地解放了哈尔滨。”尽管只是寥寥数语，但却道出了哈尔滨解放的干脆利落。

    周密的军事准备事实上在28日前就完全做好了。4月25日至4月27日，随着苏军的撤退，三五九旅刘转连所部向哈尔滨城外的三棵树地区推进，哈东军分区司令员温玉成所部向上号(香坊)地区一带进攻，哈南军分区司令员王奎先所部向顾乡屯进发，并在市内预先设置了秘密军事制高点。

    当时在东北人民自卫军辽东第三支队七团的刘登远，参加了解放哈尔滨的战斗。他在回忆录中提及，七团的任务就是24小时内占领火车站、国际饭店、霁虹桥、松花江桥等重要军事目标，“各营连排班都在规定时间完成了对既定目标的占领任务，没有遇到抵抗”，因为原先占据哈尔滨的国民党接收大员，早已望风而逃。

    虽然解放哈尔滨的战斗并不激烈，但进城仍然是高度戒备和紧张的。从三棵树出发挺进哈尔滨的张旭东，时任独立团二营特派员，“早上9点钟从三棵树出发，进到道外，也就十一、二点钟吧，战士们都端着枪，进来以后都散开，不是扛着枪‘一二三四’喊正步那样进来，那是准备打仗的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敌人呢。都是这个班进去一段隐蔽起来，第二班再上去。那时哈尔滨伪满留下的军警宪特和国民党的保安队，都潜伏着，(咱们的部队)就是那种准备巷战进来的。”

    让市民们感到神奇的是，那天早晨起来以后，突然都是民主联军站岗了，苏联红军没了。他们都有岗位，在(原来)苏联红军的岗位上站岗。几乎一夜过后，苏军撤走后的空白就由共产党的部队“无缝衔接”上了。

    1946年5月哈尔滨成立人民政府。寒冷的东北，那个时候已经暖意融融了。4月28日这个解放的日子，离“五一”很近了，张旭东所在的二营当时负责巡逻道外北十二道街到景阳街这一带，他清楚地记得“松花江都开了(融冰了)，天热了，我们还都戴着狗皮帽子，穿着棉衣服，进城的几支部队都没换衣服”。这些细节很快让热情欢迎部队进城的哈尔滨市民注意到了，“人家给咱们做衣服了，一两天就发下来了，用大马车送过来”。战士都换上了新衣服，不光单衣，秋衣秋裤也有。战士们洗澡换衣服，非常高兴。

    对哈尔滨市民来说，时局变化真是太快了。日本人被赶走没几天，接着来了国民党，转眼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就来解放这座城市了，以至于一些市民还有点恍惚地仍将共产党的部队称作八路军呢。